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见前注[12]，页289。

篇幅所限，本文只想处理一个前人还不曾充分关注的领域，即戴东原的法哲学。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

他也说：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凡天之文，地之义，人之纪，分则得其专，合则得其和。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在戴震的时代，法字的基本义是刑。

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3、人的能力 然而人何以能够参照天地、形成人纪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戴震是如何使用性这个概念的。[20]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此后，立法适应改革的需要，就成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等重要文件中有关立法与改革关系的主导性提法。[78]1986年，国务院负责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改革中，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认识上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使这种实践带有很大的探索性、试验性，如陈云在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言，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俞梅荪、吴承仕：《经济立法超前性初探》，《法学》1986年第8期。

但是，民法的起草工作并不顺利。[12]同前注[10]，彭真书，第303页。

[9] 第三，立法与改革之间存在一种平衡。那么，如何才能保证不出大的问题呢？按照国务院的设想，立法中涉及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和措施，都必须做到四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95]改革中出现的部门保护和部门利益倾向，影响了改革的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稳定。[34]转引自俞梅荪：《以法制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管理现代化》1990年第3期。

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立法策略。[80]这里可以看出，无论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是全国人大，都认为，法律的办法和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一样，都是改革过程中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或者说，都是为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的。这有一些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民法的制定。而什么样的情况叫稳定，什么样的情况叫不稳定，稳定或者不稳定由哪一个主体来判断，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改革与发展相脱节的情况。回顾3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立法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处理，经过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立法与改革的上述辩证关系，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笼统地抽象地说起来容易，但要在实践中具体运用，却是相当不易的。作为工具的法律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非必然对立。

对于一些应兴革的事情，应当积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作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可能作出规范，而且规范要尽可能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而更好地用法律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针对这种倾向，1997年5月6日，顾昂然在16城市立法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说，如果说，‘超前是指立法不要妨碍改革，要有预见，把能办到的、成熟的及早制定成法律，以引导、规范、保障改革的进行，是对的。[75]吴邦国对法律体系形成基础的这一总结，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几十年来我们所奉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76]他认为，经验立法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重要指导观念，90年代后，这个指导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立法体现改革精神、立法进程同改革进程相适应等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经验立法转变为超前立法。应当通过法律来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阻力，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四是使立法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

  四、改革、发展、稳定是当代中国立法的主题词 近年来，在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各种策略中，还有一种经常性提法即：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2]如何划好这个界限呢？针对不同时期的改革以及改革的不同方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视角和策略，彭真曾提出了两条很有指导意义的原则：一条是，需要采取民主的、多谋善断的办法：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考虑，集中正确的意见，估计到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中上述几种倾向，有特别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必要。当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法等法律制定后实际处于虚置状态，本身也说明了在立法中既要反映改革，又要实行这四个有利于，是十分困难的，进一步说，它实际是反映了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稳定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

1993年7月2日，乔石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彭真认为，改革期时期的立法离不开政策和方针的先行指导。

（一）改革开放之初，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初试不顺 1979年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也由此开始。这种意见一度干扰和阻滞了立法的正常程序。方向明确、具体经验尚不足的，原则规定。[100]同前注[3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在1979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建议尽快制定民法、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2011年，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总结时，曾明确提出：形成这个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使立法适应改革的需要。

[89][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第9版），梁坤、刑朝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三是要防止和避免通过立法消减改革成果甚至阻止改革前进的倾向。

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是打击各类破坏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下了这样的决心：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

[101] 十三大结束后，立法与改革的诸多工作未及开展，国家的政治局面即已风波涌起，并直接影响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权重。[97] 那么，如何与这些势力进行斗争呢，邓小平提出了立法解决的办法：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尽量避免立法工作滞后于改革需要的状况。[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因为当时，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着一种观点，把改革单纯看成是权力和利益的分散。[54]依靠经验立法是彭真十分重要的立法思想。

除了宪法之外，那一时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通过了一些旨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律和决定。[77]同前注[10]，彭真书，第218页以下。

2003年，李鹏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总结九届立法工作时进一步说，五年立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使立法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相对于单纯依靠政策等行政的手段进行改革，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无疑是质的飞跃。